环境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组织可见度”是否起到中介作用

我国现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下,企业对于信息披露的方式、时间等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力。因此,企业这一社会责任的自觉履行需要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动机支撑,但其作用机理是否有效,投资者的关注度及解读尤为重要,亦即“组织可见度”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以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2013-2017年样本,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依次从分析师关注水平和媒体关注水平两个角度衡量组织可见度,检验其是否具有中介效应,并分析所有权性质差异下的不同结果。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能提升企业价值,组织可见度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使用分析师关注水平衡量组织可见度时,该中介作用只体现在国有企业中;当使用媒体关注度衡量组织可见度时候,该中介作用在两种类型的企业中均只得到了部分体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本意是通过其影响企业的市值表现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其环境社会责任,本文通过揭示其中组织可见度的中介作用,有助于启示企业对其市值管理、有关管理部门对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引导时的操作思路。     

多传感器长途客车智能新风系统设计研究

本研究设计了一种结合二氧化碳传感器、PM2.5粉尘传感器、TVOC传感器来实现智能更新长途客车封闭空间内污浊空气的长途客车车载新风系统。本系统由各项传感器实时采集车厢内CO2、PM2.5、TVOC等数据上传至单片机,单片机判断各项数据是否超过设定阈值,若超过设定阈值,新风系统自动工作改变进、排风量;反之,新风系统不工作,实现智能控制。实验证明,本系统具有明显地改善长途客车内空气质量的效果,能够更好地保护人体健康。     

基于大规模街景图片人工智能分析的精细化城市修补方法研究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阶段“重量”而“轻质”的建设过程中，城市建成区尤其是老城区的景观环境产生了诸如景观视廊受阻、风貌破败等大量问题。对此，自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相继开展了城市修补专项规划，以修复及更新城市建成环境，促进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然而，由于缺乏对城市环境整体效应的统筹考虑，故在城市实际修补过程中，城市局部地块的品质提升反而对城市整体品质构成负面影响。因此，在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深度介入城市规划和设计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研究基于全卷积神经网络模型(FCN)和城市场景要素深度学习数据集，对城市景观环境中的各要素进行了大规模且高颗粒度的精确识别，同时与空间数据叠加，对复杂建成环境中的景观问题进行精确分析，并基于分析成果辅助后续城市规划设计实践，逐层递进地对城市复杂建成环境进行精细化修补。选择位于嵩山脚下的登封市作为案例，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辅助城市修补等规划领域的前瞻性应用。     

苯醚甲环唑在猕猴桃中的残留动态及安全性评价

为摸清猕猴桃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动态,确保出口产品质量安全符合主要贸易国官方要求,本文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施药后不同时期苯醚甲环唑在猕猴桃果实中的残留量,并依据残留消解动态,按照欧盟和日本食品安全卫生标准,对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的使用安全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苯醚甲环唑在猕猴桃中的残留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动态曲线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C_t=0.5359e^-0.184t,半衰期为3.767 d,属易消解农药;按照欧盟和日本猕猴桃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按照推荐剂量单次施药,10天后采摘食用是安全的。     

农户视角下的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梳理及完善策略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政策是进行面源污染防治的有效工具。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户的行为逻辑受多元因素影响。政策作为影响第一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对农户具有制约、引导、激励和调节作用。与此同时,农户也对政策的推行效果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在进行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演进分析时,尝试从经济激励引导型、命令控制型以及协同辅助型等不同政策类型入手,重视经济激励和制度激励的作用,收紧面源污染防控的监管口径,建立差别化的污染治理衡量机制,并重视技术推广在污染防控中的作用。提高农户积极性,提升农户对政策的反馈效果,最终提高农户对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遵循水平,提升面源污染防治效果。     

高速公路智慧服务区建设与发展思考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级公路建设发展迅速。截至2018年末,全国已建成的高速公路总里程为14.26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已基本满足建设交通强国的基础条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基础设施建设在信息化、智能化方面差距明显。在网络信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尤其是5G时代的到来,新一代智能化技术,如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从理想主义到合意性:企业社会责任多重悖论的破解

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面临诸多困境的现象出发,探究其背后的悖论因素,并对企业社会责任面临的多重悖论进行实质性逻辑解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悖论的背后是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各个层面追求一种理想主义倾向.理想主义下的企业社会责任逻辑链主要体现在人性假设、企业组织属性、企业所处制度系统逻辑单元和场域等多逻辑构面,反映在企业社会责任认知、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和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等多个逻辑切片中,形成基于人性假设悖论、企业属性悖论、制度悖论以及场域悖论的综合性悖论图谱.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悖论背后的逻辑链和内在机理,提出从悖论管理的两大视角即双元管理范式与权衡取舍范式破除企业社会责任理想主义的悖论空间,推演出合意性企业社会责任遵循的四大前提假设与具有的四大基础性特征.最后,提出需要从合意性社会责任认知逻辑元点、组织使命、组织范式、实践模式、治理机制、制度供给、社会生态等逻辑构面,构建合意性企业社会责任的全新范式,最终消解和破除企业社会责任的诸多悖论空间,寻求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可持续.     

外资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本文以放松外资管制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对国有企业、非加工贸易企业、低出口比较优势企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将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机制归纳为统一的溢出效应,发现相比水平溢出,外资自由化更倾向于通过前后向关联效应促进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且前向关联效应发挥作用更大.此外,制度环境能够强化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作用,且产权制度的作用强于契约制度.本文不仅肯定了外资自由化的出口绩效,而且为中国更深层次地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互联网+”变革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利用2013-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房地产和非金融类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探讨“互联网+”变革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实证识别了“互联网+”企业改变自身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主导动机.结果 显示:“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提升,参与变革的企业增持金融资产主要是出于“替代”动机而非“蓄水池”动机.“互联网+”变革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快速推进“互联网+”的企业之中.因此,监管部门应警惕“互联网+”企业金融化倾向,在专项基金拨付时进一步强化行政审查力度,并督促相关企业披露更多的变革细节信息以加强来自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督,确保扶持资金进入微观实体的生产改造环节;应制定更具结构性的差异化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各有分工,引导国有企业攻克“互联网+”核心技术及搭建公用平台,向“互联网+”变革力度更大的企业倾斜更多的社会资源并着重监督.     

基于景观适宜性的山地公园植物景观 评价研究——以贵阳黔灵山公园为例

以贵阳市黔灵山公园为研究对象，选取24个植物景观单元。以生态适宜、景观适宜、社会适宜为准则层，建立山地公园植物景观景观适宜性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克服以往植物景观评价赋权重的主观性，建立山地公园植物景观景观适宜性评价模型，得到不同植物景观的景观适宜性指数。结果表明：黔灵山公园在适宜范围内的植物景观有10个，占评价单元总数的41.6%，适宜性较差的有14个，乔灌比(数量)在1:11.2~1.7:1之间的植物群落景观适宜性较好。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了3点山地公园植物景观营建策略，以期为山地公园植物景观评价及营建提供理论指导。